世纪的前四十年，这个学科在迅速扩张，但出现了两条迥然不同的研究径：第一，在英美世界，这类研究一开始被称为Wilfred Smith, Dudley Stamp, George Chisholm, RudmoreBrown这些地理学家的研究倾向于描述地理现象的独特性，关注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经济商业活动的地理特征与模式。虽然有一部分工作试图归纳地理活动的普遍性原理，但这不是主流。第二，在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地理学的学术，但并不是地理学家的贡献而是来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对空间几何学和经济活动的区位原理非常感兴趣，例如：Palander, Predohl, Alfred Weber, Walter Christaller
正如Barnes（2011）和Scott (2000)强调的那样，二战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不仅是显著的，而且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研究范式的转型。这些转型涉及研究问题的改变以及理论与方框架的演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参考下表1）。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受计量的影响，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突破。这20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早期的区位理论模型传递到英美世界。英美的地理学家获得了一种新的概念化的透镜来审视经济的版图。这一类理论主要是用来研究产业（制造业）的区位，与二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大繁荣有很大关系。第二，这种对产业区位理论的热情逐渐把人文地理学整体纳入到空间科学中去，对解释空间社会－经济的差异和特征日益冷淡，而倾向于发现空间分布普遍性的。第三，计算机的兴起和新的统计学研究方法使大量的数据可以被分析，以此寻找系统性的区位特征和验证区位模型的假设。
直到1970年代中期，“主义”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融合了定量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的经济学原理和地理几何的空间认识论。通过模型对空间现象进行高度归纳和抽象，并强调空间分布和互动的普遍规律。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1970s的早期，两个范本就是DavidSmith的产业《区位：一个经济地理学的分析》(1971)和Peter Lloyd、Peter Dicken合写的《空间中的区位：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方法》(1972)。这一时期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产业地理研究，对产业的公司的空间结构非常，认为区位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相比之下，服务、劳动力、金融和消费等方面的研究非常不足。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导向的，这与同一时期以理论为导向的区域科学研究（regional scienc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9年是计量的分水岭，Harvey的地理学分析和Tobler的地理学第一问世，但计量的影响在70年代急转直下。1971年Harvey在AAG上发言：复杂的理论和方框架与真正解释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1969年《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使Harvey成为地理学中主义的代言人物；而1973年出版的《社会与城市》，又标志着Harvey的重大转型，体现了他对逻辑主义“科学方法”的失望与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兴奋。1973年Massey则的区位模型在逻辑、、哲学和各个层面都是巨大失败。一系列使计量大厦轰然倒塌，经济地理学也迎来了转型。
1970年代，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这一时期，在整个老的工业化世界，城市、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正经历大量与北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相关的性的社会空间转型，以及跨国公司主导的新的国际化劳动分工的建立（Brenner and Keil 2014）。老的工业地区，如、、英国中部、的鲁尔区和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经历了以工厂倒闭，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重大衰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这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危机是区位理论无释的，因此学术界寻求新的理论方释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世界。
激进的经济地理学的转型出现在1970年代中后期，受社会学和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被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进程中来。代表著作有Harvey的《社会与城市》(1973),《资本的局限性》(1982), Neil Smith的《不均衡发展》，Doreen Massey的《劳动力的空间分工》(1984),以及Michael Storper与Richard Walker合著的《资本主义的迫切：领地与产业增长》(1987)。
Harvey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巨擘。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内生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一个给定的领地内，国家／区域内，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产能不能得到充分消化的话，它们必须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发现一个新地带以实现资本增值的目标。换句话说，资本必须不断的寻找新的空间以创造剩余价值，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老工业城市的再造，也会使之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不断被纳进核心，因此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维对经济地理的概念化包括一个重要的认识：空间的不均衡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空间并不仅仅是时间的容器，相反经济地理在资本主义的成功运行中是基础性和内生性的。换句话说，城市与区域的不均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原因又是结果。
在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之下，经济版图是绝对和相对对立统一的世界，没有预先给定但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断地生产和复制新的空间。和之前计量时期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是理论导向的，极其依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生产的机制，关注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和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对资本主义的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末期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继续发挥影响，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在社会科学内部，对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化与研究的相关性的质疑在增加。新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认识论的兴起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论地位，提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转型。同时，在英美世界，新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哲学被逐渐认可，全球化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暂时变得弱化。
19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呼吁新的概念和解释框架，甚至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的更新。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日益转型到以服务业为基础，知识和信息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融合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关系，市场的去监管，文化产业的兴起等等。这一波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了经济地理学新一轮概念、方和研究的更新。与之前两个时期的经济地理学相比，这一时期没有主导的研究范式，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被称为heterodox（异化）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包括：监管主义、新马歇尔主义、制度的、文化的、关系的和演化的经济地理学的转向。代表的著作包括: Lee和Wills主编的《经济的地理》(1997); Sheppard和Barnes编著的《经济地理学指南》(2000); Clark等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手册》(2001); Leyshon等人的《多样的经济地理学》(2003); Peck等人的《经济地理学中的与实践》(2006); Leyshon等人的《经济地理学手册（Sage出版社）》(2010)。
正统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除了关注影响经济面貌的经济因素之外，扩展到制度、文化、历史、等更散漫的宽泛的但又极其重要的嵌入式背景中，因此被称为“新”的经济地理学。与此同时，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对空间有浓厚的兴趣（被Martin称为“地理转向”），并自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但因为空间哲学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个学科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和明显差异，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被正统经济地理学家广为（表2）。
1990年代以来，大部分经济地理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仅是学科演化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暗含一种历史的复兴，这种复兴逐渐逃离科学主义对经济地理研究的，而以对“后启蒙”的哲学和方的基石的追寻为基础。一种持续的概念化的创新和实验在这个学科内部渗透，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支从未变得如此多样化，发展如此迅速，继续探索新的概念化的框架和研究的领域。如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它日新月异。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