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炮火声中，白先勇出生在名将之家，自此避着战火辗转重庆、南京、上海、、台北颠沛的童年折射出战局政局之混乱，更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白先勇从不乐于骑在父亲的马背上不为人知的历史秘闻与细部史料，反而表面叛逆地躲藏进各色人物的内心，如同他挚爱的昆曲一般咿咿呀呀、低吟浅唱着温婉旖旎的情事；然内中暗藏的宏大格局则是如假包换的历史关怀。
一部《台北人》，只见遗老遗少，不见台北人。1949年南渡的百万迁移大军中，有元老李、辛亥功臣朴公、五四小将余教授、北伐英雄赖鸣升、抗日勇将华将军、内战遗孀朱青、两岸分治的者王雄、卢先生、欢场常青树尹雪艳、金大班更有名将之子、方为少年的白先勇。他自幼耳濡目染历史，俯瞰纷纷扰扰的社会生态；他所目睹的时代悲剧，一桩桩、一件件，自然成为其小说创作的素材来源。
夏志清曾指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史。”本书的十四篇叙述个人命运流转的短篇小说从纵向历史维度与横向阶层维度起活的记忆，其深刻的历史意识可见一斑。白先勇摒弃“大历史，小个人”的传统创作观念，像尹雪艳般抚慰了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
《台北人》疗人亦疗己。作者的“疗伤文学”本意在于关怀包括将士、文人、帮工、寡妇和舞女等在内的失意的群体，然而他的潜意识却常常，引领他不自觉地以个人化的视角为“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作注，为的父辈和疲惫的民族立传。
白先勇曾坦言：“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表现出经历的一种沧桑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相将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他对中国文学最高境界历史感的求索，继承了楚辞杜诗、明清小说以来的文学传统。
《台北人》，一部“红楼”式的戚戚情事，却无处不透着宏大的三国衬底。白先勇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高明之处正在于融汇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王安忆曾把内地作家形象地分为“红楼派”和“三国派”。成长和文学道与之不同的作家白先勇兼两者于一身，和谐统一。
评判小说优劣的关键在于讲故事的能力。讲故事要求包罗万象，善用技巧，但讲好一个故事不是终点。终点在于小说家通过故事向读者传达出他对人性与世界的思考。
《台北人》中的小说主人公全为撤退至的中老年人。换而言之，即为“新台北人”。他们的青春年华、价值追求与情感寄托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灵魂羁绊永远留在海峡对岸，则沦为行尸走肉遍布整个离岛。
书中的中老年人主要形象与青年人次要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前者反映出留恋旧秩序、思念故人、传统价值的怀旧倾向，却行将就木；后者毫无历史包袱，生活了西化的新轨迹，对于前者的命运缺乏同情，存在隔膜。
社会变局对那些原本的成功者、幸福者打击过大：垂垂老矣，容颜不再，体弱多病，昔日门庭若市的风光不再，军政交与一众“陌生的新面孔”，已久的爱情随着年岁增长与山海阻隔化为泡影面对差强人意的新生活，不同失意者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一部分沉湎于声色犬马，以麻将、，以物质享受减轻痛苦；一部分试图，接受生活现实，又不愿放弃传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找平衡，偶尔用回忆抚慰，默默等待痊愈；最后一类人，不了现实与理想的反差，走入世界的，最终崩溃。对于这三类人，白先勇基于主义的观点，对其表达出具有极高关怀的同情、之情，特别是对传统的坚守者有着独特的。作者毫无地悲悯所有主人公，充分理解他们所有的选择。毕竟在时间单一性的宿命面前，我们都是“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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