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次，“夜”与“越”、“郎”与“骆”音近，而“郎夜”（即“夜郎”）与“骆越”含义也是一样的，意为“以郎氏为首领的越人国”。“郎”、“骆”是古代越人对“郎”氏族王、官、或头人首领的音译。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相传“夜郎”出自“竹子”（即竹笋），长大后有德于西南夷，是为夜郎王。子孙相沿，以“郎”为首领或长官。今布依、壮语仍
布依族总人口约2971460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其中以贵州省的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97%。贵州境内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市、贵阳市、六盘水市，其余各市、州、地均有散居。
据历史学家考证，布依族源于古“百越”，秦汉以前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国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侬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用汉字记音写为“布夷”“布依”“布越依”“布绛”等等。在布依族语言里，“布”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者。除自称之外，不同地区布依族之间还互相称为“布笼”“布那”“布土”“布都”“布央”“布笼哈”等等。1953年，根据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具有同源的关系。我国古代越人，人口众多，分布范围很广。分布于两广、贵州一带的西瓯、骆越等族是古代越人的组成部分。现代壮语、布依语与史载的骆越语（或称萎语）相同或近似。这是壮族、布依族同骆越人渊源关系的有力。此外，古代越人的风俗习惯，如居住“干栏”、敲击铜鼓等等，现代壮族、布依族中仍有遗存。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次，“夜”与“越”、“郎”与“骆”音近，而“郎夜”（即“夜郎”）与“骆越”含义也是一样的，意为“以郎氏为首领的越人国”。“郎”、“骆”是古代越人对“郎”氏族王、官、或头人首领的音译。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相传“夜郎”出自“竹子”（即竹笋），长大后有德于西南夷，是为夜郎王。子孙相沿，以“郎”为首领或长官。今布依、壮语仍称竹笋为“ranz”，译成汉字就是“郎”。明清称“土官”为“郎”，“汉官”称“汉郎”，又侮称变成“狼”。后来汉族逐步用来称呼其族或其地。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贵阳及黔南等现布依族聚居区出土了数十件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其中一些石器，如有肩石锛、带肩石斧等，其形状与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的同类器物形状很相似，可能这些都是古代越人遗留下来的文化，同布依族先民有密切联系。
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已经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较大发展。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铁器，表明当时布依族地区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后，仍停留在铜铁并用阶段。
西汉以后，“夜郎”地方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给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湖南和广南西。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市属其地）、顺元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明代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完备，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后，布依族地区达1000多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才逐步结束。
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稻谷脱粒由从前使用改为使用挞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粮庄百姓”和“私庄百姓”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日益贫穷而沦为佃农，另一部分却日益富裕而形成富农、地主。而清朝“改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领主经济、土司制度的崩溃。但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民无数次的斗争。
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布依族人民近代史上最为的一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布依族农民罗发先与罗光远等盟誓，提出“覆清灭洋”的口号，领导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都匀一带各族人民掀起了法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贵定、独山、荔波等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参加斗争的群众多达2万人。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过黔南，沿途受到布依族和兄弟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曾有不少布依族青年奋然参加红军，随军北上抗日。1944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入黔南时，英勇的布依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从此，布依族人民成为抗日战线月，布依族青年王秉鋆受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委派，领导布依族人民发动龙广，狠狠地打击了地方武装力量，并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从此，布依族人民获得了新生。
布依族有许多传统节日，除过大年、端午节、中秋节等与汉族相似外，“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节日都具有本民族的固有特色。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壮语北部方言和贵州望谟、册亨、独山、平塘、安龙、兴义等市县的布依语基本相同。由于布依族与汉族长期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因此布依语词汇系统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布依语有完整的语音系统、丰富的词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法结构。布依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一般使用汉文，布依摩经中采用汉字记音或运用偏旁部首按汉字“六书”造字法创造一些新字记录。1956年中央人民组织专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族拼音文字方案。该方案经过两次修订，现在布依族地区重点推行。
布依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童话、寓言、谚语、诗歌等口头文学，传述着古老的民族历史，着人民的勤劳勇敢。其题材广泛，意境优美，内容健康，语言生动，富于想像力。传说如《洪水潮天》、《十二个太阳》、《赛胡细妹造人烟》、《卜丁射太阳》、《茫耶寻谷种》、《黄果树瀑布的传说》等都是人们喜爱的作品。
布依族的民歌，富有民族特色，有叙事歌、古歌、生产劳动歌、习俗歌、情歌、苦歌、哭嫁歌、儿歌、新民歌等。或用布依语演唱，或用汉语演唱，句式和结构不尽相同。用布依语演唱的有五言、七言、杂言三种句式和单段、双段、长篇三种章法。单段歌又称“散花调”，即单独一段自成一首；双段歌又称“双调”，即一首分成两段；长篇歌由若干段组成，或篇幅虽长、不分段落。曲调有“大调”、“小调”之分。“大调”用于婚丧等隆重的场合，音调高昂大方，引人入胜；“小调”则在月夜或“朗绍朗冒”谈情说爱的时候唱，音调柔和、婉转、活泼动听。演唱方式有独唱、对唱、重唱、齐唱等。凡遇建房造屋、迎亲嫁女、香港吉野门老人亡故、迎来送往等场合，都要唱相应内容的歌。有时要昼夜不停地唱数天，这往往带有互相比赛的性质。身边的花草、雀鸟等，都可以激起能歌者创作灵感，编唱出优美含蓄的歌词来。在布依族的歌声中，看得见山，读得懂水，体会得到生活的美。
1950年以后，布依族自己的作家队伍成长起来。这些作家创作了不少布依族书面文学，如长篇小说《大古山的黎明》《将军被刺之谜》等，中短篇小说《山鹰飞过河谷》《儿女们的事情》《崖上花》等，散文集《绿色梦》《太阳女》等，诗歌集《盘江放歌》《叶影集》、《山河恋》等，剧本《罗细杏》《金竹情》《黑山汉子》等，电视连续剧《六马兄妹》《布依女》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三部《布依族文学史》正式出版。
布依族常用的乐器有唢呐、月琴、葫芦琴、竹琴、巴勒、洞箫、短箫、姊妹箫、铜鼓、牛骨胡等。铜鼓是布依族最古老、最具有民族特点的乐器。它全部用青铜铸成，鼓身铸有各种花纹图案。1950年以前，几乎每寨都有铜鼓，隆重节庆必敲击为乐。举行丧葬、祭祀，则只有摩公才能按照仪式的程序敲击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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