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学时，我们是八个同学一个宿舍。那个时候，都是穷学生，谁也没有多少行李。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不论，也不论是城市还农村来的，谁的行李也不少，上个大学大包小包的，全家人背着、扛着护送到学校，就像是举家搬迁。
在班里，我是年龄最小的，是小弟弟。因为我高中只上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大家都很爱护我，没有人过我。上小学、中学时都有人恃强凌弱，仗势过我。我父亲早逝，没有依靠，身体孱弱，个子瘦小，胆子也小，我无力跟他们抗衡，只好，，忍气吞声。
我们同一宿舍的同学相互认识以后，都觉得还是很亲切的。但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举目无亲，躺在床上就想家，想我的爷爷、奶奶、母亲、妹妹、弟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也从来没有住过楼房，觉得很新鲜。宿舍是双层床，我年龄小，身子轻便，就主动住在了床的上层。
床倒是很舒服，可第一个离开家的晚上，我失眠了。睁着眼睛看着雪白的天花板，翻过来，倒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困得实在不行了，熬不住了，就在昏昏入睡的时候，只听别的宿舍的关门声，那是有同学起床了。“砰砰”的响声，震得我心烦意乱。你越是睡不着，它就越响，闹得我心里烦透了。好不容易，快到天亮的时候，我才眯眯乎乎地睡了一会儿。
我们教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是心理专业，一个是学前教育专业，一个是学校教育专业。前两个专业的学制是四年，唯有学校教育专业学制为五年。我报了学校教育专业。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什么？忘记了。哦，想起来了，叫吴庚，是一位很漂亮、和蔼可亲的年轻老师，就像我们同学的大姐姐。
我们学校教育专业这个班共34个学生，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一些“调干生”，也就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被保送上大学的。我们班有四五个调干生，我们的上一届更多，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少数，调干生占大多数。
我们班这些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那些“调干生”年龄就很大了，有的30多岁，有的都快到40岁了。调干生都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孩子小的上小学，自天津法院系统的田玉才，入学时就有了一个小儿子田苗；我们同宿舍的刘连枝，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孩子大的都上中学了。来自四川的、我们班所有人的大姐黎元锦，已经是的中年妇女，她的女儿已经是高中学生了，比我小不了几岁。
我们班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学生，一个叫阿布力孜，乌鲁木齐的；一个叫买买提。艾则孜的，是喀什的；还有一个是女生，叫莎尼亚，伊利那边的。他们是在民族学院学好汉语后转过来的。维吾尔族的男生都是高鼻梁深眼窝，满脸黑乎乎的大胡子，弄不清他们的年龄究竟有多大，问他们也不说，年龄保密是维族的习俗？不得而知。相处五年，一直到毕业还是个迷。毕业分手五十年后，去年暑假我到新疆，在乌鲁木齐见到我大学的室友阿布力孜，才知道他是1939年生人，比我大两岁。
我学习很用功，刻苦努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动力。脑子又好使，几乎所有课程都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是4分或5分。只有外语（俄语）学得不是太好，因为在中学基础没有打好，信心也不足，有点儿自己，我定的标准是能得3、4分，及格就足够了。
教育系开设的课，几乎门门我都喜欢。特别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儿童心理学，这都是主要的专业课。教我们《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老师是毛礼锐教授，这教材是毛先生撰写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儿童心理学》是由朱智贤教授教，教材也是他编写的，也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大学时代读过的书，虽然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但我毕竟接触过，那些书里都有什么内容，还是留下了印象。后来，我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需要查资料，我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查阅。就如《学记》中所说，能做到“左右逢源”，其本义就是思考到了哪里，都能遇到知识的源泉。
由于大学时代读书多，接触书的面很广，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对我现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好处。三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我发表了三千篇文章，出版了五十多种书，一些年轻人很惊讶，说：“赵老师，您怎么写东西那么快，那么多呀？”
那时，不只是口粮少，还没有新鲜蔬菜，经常吃从外地运到的腌菜。那腌菜很脏，泥沙很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腌制的，就像垃圾一样。同学们经常要被叫到食堂用搓板揉搓、洗涮，要用自来水冲洗很多遍才能食用。学校的伙食清淡得很，很少能有肉吃，肚子里没有，根本吃不饱。
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经得住了肌饿的严峻的，规规矩矩地使用自己的饭卡。但也有经不住的学生，有的偷窃别人的用餐卡，有的擅自涂改自己的用餐卡。就因为这个原因，有的学生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极个别的被学籍。民间有“为嘴伤身”的说法。为了嘴，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很可惜。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靳希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俩人就到学校东北角的社，花了一毛钱买了一书包的西红柿，怎么也得七八斤吧。那时候的钱很毛，东西不值钱，便宜得很。我们两个人，没有回到宿舍，就在学校四合院外西楼的西侧，席地而坐，连洗都没有来得及洗，在衣服上擦一撒就狼吞虎咽，一口气把整整一书包的西红柿吃光了。
就是这样，我们许多同学都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感觉就是无精打采，浑身无力，那腿上、脸上用手一摁一个坑。根据学校的，凡是的学生，都免了体育课，让我们每天就像女人“坐月子”那样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家。为的看看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时间长了不见，我很想念他们，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同时，我也是要回家帮母亲干些活计。平时我在学校，不能帮母亲的忙，全靠她一个妇家干活，够辛苦的了。我心疼我的娘，放假回家，能帮她一点是一点的。
爷爷是根据我们兄弟俩的不同性格判定的。的确，我们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我身体单薄柔弱，性格比较内向，稳重，能，喜欢读书；我弟弟身体好，有力气，能干活儿，性格比较外向，不大喜欢读书，好打架。也许我爷爷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表现做出这样的预测的。
在此之前，弟弟在的化学纤维厂当工人，那是引进的设备，在国内是建得比较早的化学纤维厂。他参军的那年他刚刚16岁。他是14岁的时候当工人的，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未到成年人，属于童工。那个时候，还没有未成年人保，录用未成年人也不违法。不管怎么样，能当个工人，在那时候还是许多农民子弟特别向往的，求之不得的。
听我母亲说，1960年，弟弟过年回家时，晚上服睡觉，我母亲一看，弟弟的身上很瘦，那腿上也没肉，瘦得都滴里搭拉的，完全就是。母亲心疼儿子，伤心地掉了眼泪，一夜没合眼。就是这样，可也不能把弟弟给叫回家，那毕竟是工厂，将来会有发展的。
我惊讶地发现，弟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小脸胖乎乎的，红扑扑的，就像是吹喇叭的，都鼓了起来。弟弟的个子比我高，肩膀宽，小胸脯挺了起来，一派威武雄壮的气势。我很高兴，赶紧给在老家等消息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见到弟弟的情景，让母亲放心，高兴。
母亲在家是种地的，用我们老家人话说，就是“在土里刨食儿”，哪能挣得了钱？我们当地盛产棉花，有织小土布的传统。棉花用土纺车纺成线，使用那种很落后的织布机，完全是手工操作织成窄幅布。那小土布织得很好，农民穿着干农活很适合，耐磨，结实，又很便宜。我小时候就是穿的这种布做的衣服。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我们那里有很多农民出去，到全国各地卖那种小土布。
不过，出门卖布的一般都是“老爷儿们”，妇女基本没有去的。因为出去的时候，要经过很多次的检查，上汽车要检查，上火车还要检查。为逃避检查，要东躲。下了汽车、火车，还要步行很远的；而且，白天不能走，只能走夜。要是被查了，携带的小土布就要被。一般情况，要去到很远的地方，还不能到大中小城市，只能到那些偏远的山区或特别落后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两眼一，很。
那时候，还没有集市，要走街串户，挨家挨户去兜售。因为赚不了多少钱，晚上也舍不得花钱住正儿八经的旅馆，不是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就是借宿在农民家里。因此，一般都是大老爷儿们去卖布，妇女是不敢去做这种买卖的。
我的母亲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家里没有男劳力，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我在读书，我弟弟在当兵。我上学需要花钱，家里没有人能挣钱。为了省下家里的那点粮食，我母亲舍不得吃，就到别的村子去讨饭。我的爷爷奶奶，那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不能出去讨饭。母亲讨饭还要供养我的爷爷奶奶。她到过很多的地方，有时候要到离家60多里的地方去要饭。因为离我们家太近了，大家都那么穷，根本要不到吃的。
1962年，我的母亲第一次到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母亲并不是特地到看望她的儿子，母亲平时肯定实在想念在的两个儿子。虽然距离很近，但她不可能特意来看望两个儿子。因为要花钱，她没有这种闲钱。
这一上，他们舍不得花钱在饭馆里吃点什么东西，是自己随身带了一些干粮，饿了，就就着山边的泉水吃几口，然后接着继续赶。为了避免身上货物被查扣，他们只能“昼伏夜出”，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才敢走家串户。
母亲说，他们怕被查扣，不敢正正地走那大道，专挑那些人烟稀少的崎岖山走。那小修在山腰，一边是高高的山坡，一边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流。要是白天走还可以，比较安全；但白天不能走，也不敢走，只好在漆黑的夜里行走。母亲心有余悸地对我们哥俩说：
当初毕业分配时，学校是要把我留下来在大学当教中文的老师。后来，我们学校的一附中到师大来要毕业生，说需要一个年轻一点儿的毕业生，准备做学校的团委。我毕业那年是24岁，在我们教育系所有应届毕业生中数我最年轻，学校就把我推荐给了一附中。我愉快地接受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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