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和死去的亲人说话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基本上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价格主要通过指令，而不是市场的力量来确定。因此，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不准备采取市场的政策，也不该指望别人这么做。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和纺织产品的限额，严重违反了贸易原则。两国人均收入之间又有巨大差距，美国为何不能向中国全部的纺织品市场，或者至少提供一个比目前更大的纺织品限额，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或许会同意，如果美国对纺织品采取贸易政策，将有助于提高美国人民的福利。可是，纺织品限额政策不是美国经济学家制定的，它是美国中程序的结果，与纺织工业关系密切的各州议员仍占上风，所以纺织品进口限额取消不了。这是较量的结果，而不是着眼于美国长期福利的经济逻辑的产物。我们可以预料，中国要求放宽限额的压力将会继续存在，同样，美国抵制放宽限额的阻力也将继续存在。
第二个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态度。这是两国对技术知识的性质，采取截然不同观点所产生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技术信息是公共财产，因而可以无地、地获取。一个单位取得的技术进步，其他单位可以分享，科技信息也会很快从一个单位传递到另一个单位。
而在美国，一旦技术经过某种鉴定并获取专利后，便成为技术发明者的财产。美国人把“知识产权”看成是一种宝贵资源。私人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人员创造发明一项新技术，总要付出一定代价，最主要是雇用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开支。由于许多研究项目没有达到预期要求而不得不废弃，不少公司的研究、开发活动往往毫无所得。所以，“成功者”的成本中，必须包括补偿失败者的损失。
如果美国公司想要继续研究和开发，并为其股东财产追求最大利益，就得全力其智力财产，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司总资产。所以，美国公司不会轻易地与国内或国外任何人分享智力财产。例如，中国公司常常发现他们没能从美国合资伙伴那里得到最新技术，而美国公司则认为他们是在一种宝贵资源。因此，中国方面总会感到在分享技术信息时，美方总是勉强和不愿意。美国人尤其担心分享技术后，一旦中国伙伴将这些技术在国内消化，就会中断合作关系，并成为新的竞争者。
某些技术转让被，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缘故而不是私人原因。美国不想让适用于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传入“不友好”或者可能成为“不友好”的手中。然而，控制出口在界限上和概念上都很困难。许多美国公司感到很光火，因为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装备的活动，受到本国的，它们认为这种是不明智和不必要的。如果某些产品适用于双重用途，即既可民用，也可用于军事工业，更特别麻烦。所以，航空电子控制设备就因为潜在的军事用途而被向中国出口。
虽然对其他国家的受项目清单一度缩短，但美国出于“安全”考虑，向中国出术的清单仍然会存在下去。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还成了刺激中美关系的一个持久因素。
中国实行的最初几年里，美国人曾预计会有大量的对华投资活动，但实际上美国向中国的合资企业直接投资数额不大，中国对此表示失望。不过，在此期间双方都取得了一些经验，随着时间推移，两国企业和投资者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展开投资合作，美国对华投资将会逐渐增加，相信前景是乐观的。
具体来说，由于1979年以前中国对国外的情况了解不够，很大程度上还没意识到，中国是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进行着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因此，无论相对或绝对的投资，都必须具有吸引力。随着中国的投资逐步改善，美国人也正在解开中国市场的“奥秘”，学会展开经营活动的本领。
让我们再考察一番历史：自19世纪末叶沙俄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区，美国就失去了它在亚洲最重要的纺织品市场，从此以后，美国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长期落在英国和日本后面，而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中，也只占微不足道的比重。
自“二战”结束（1945年）到撤出（1949年）之间，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曾一度显赫起来，但这并不是两国经济关系正常发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与美国之间的和军事的产物。从性质上讲这很不正常，因此那段时期双方密切的经济关系，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美国一度热衷于对新中国实行与禁运，但并没有把中国整垮。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两国关系的，导致了经济关系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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