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了法统有两个来源，其中一个很重要又经常为人忽视的来源，是《清帝逊位诏书》。高全喜教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界有开创性意义。今天转发一篇2012年高全喜教授的，简练表达了他的相关思考。
辛亥是以清帝逊位结束的，并且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国，可是此后的乱象却在反复提醒我们，从建国到立宪建国，我们走得异常。航空航天大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书》进行了细致研究，他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可遗憾的是，这套符合现代的“游戏规则”，在之后几乎从未得到尊重。
高全喜：我对英国制度的构建很感兴趣，一直在关注。最近两三年，我转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近百年我们处在古今之变的转型中，其中最重大的标志就是辛亥以奠定为标志的古今之变，从传统的皇权社会转变为立宪的现代社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从十五世纪开始，荷兰、意大利沿海城邦国家、英、法、德、美，它们经历了战争与，伴随着教、主权、现代民族国家、政教分离、工业大生产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转变。从角度来说，英国、法国、美国、，都是这个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社会转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辛亥与社会的变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由外部冲击导致了内部的重大变化。用模式来套，就是建国的叙事模式，这是我们教科书上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观。
我在研究中发现，我们对辛亥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党人进行的皇权旧制度的社会运动。这里至少有两个层面不符合历史真实：一是这场社会变革中对“”的理解过于其价值、地位，而忽视了立宪派、士绅阶层、改良派的作用。晚近若干年的研究中有所矫正，提出了与党人同时的其他士绅、立宪派、改良派的积极贡献，但是这个矫正还是不够彻底。比如张朋园先生在《立宪派与辛亥》一书中认为，由于立宪派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之后一系列的动荡。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主题具有至高性，立宪派只是参与了，起到了一些推进作用，但本身从属于这个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思并没有走出传统逻辑的窠臼。
我认为立宪派确实不彻底，但这种不彻底不在于他们的不彻底性，而在于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他们的保守态度对消弭、稀释、中和的作用不够大，不能成正的中坚力量，所以无法有效地激进的逻辑，使得现代中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们应该发挥更大的对冲、、整合作用。而在英国的光荣中，王党与派，都是激进的，一个极端保守，一个极端激进，但是辉格党人代表的这一极，相当于中国的立宪派，他们强有力地整合了两派，完成了英国现代立宪国家的出现。中国的立宪派和士绅阶层不像辉格党人那么强大。
具体落实到张謇，他是立宪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深通古今之变的之道。他有、见识，认识到古今之变是中国繁荣不得不然的一个趋势，需要和平、，需要一条的道。他有力量，代表新兴的士绅阶层，既不同于官僚，也不同于传统商贩，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武昌的兵变才变成晚清的力量。当时各省的都是由广泛的士绅、官员参与造成的。他们有担当，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立宪派不是投机，而是具有成熟的智慧，属于与时俱进。在君主立宪有生命力的时候，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君主只是形式，强调的还是立宪。到晚清新政、组建皇族内阁的时候，清王朝自身的动力已经不足，他们转而支持党人。但是他们与党人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更尊重传统，为变革提供一种和平的、宽松的选项，使不至于导致大的灾难或缺憾。他们不仅成熟，而且更加有格局，对未来底定的中华疆域的保障和实际利益，他们知道守护。
您将清帝逊位视为中国版的“光荣”，可是我们在很多记载中都看到，清王室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感，“光荣”何在呢？
高全喜：对清王室而言，辛亥是而又光荣的。任何一种禅让、退位，都是被动的产物。谁也不会做得好好的，主动把转让给他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真实地刻画了这个场景。但是只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从另一方面看，偌大一个清王朝两百多年的，传承了近两千年皇权的，就终结于隆裕太后和溥仪这孤儿寡母身上，他们承载得了历史变动的力量吗？在这背后总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看不到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力量。这些力量不能简单地用被动的、的、懵懵懂懂的来形容。
在这个意义上，“光荣”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权的转让标志着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晚清者以孤儿寡母为代表，而被动地接受了这个“理”，就是这个不是转让给一家一姓，而是转让给未来的立宪国。国家的主体由君主个人转让给国的人民，这是最根本性的东西。他们的光荣在于能从属于这个大势或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清王朝必然要接受这个“理”，他们可以有其他选项，比如鱼死网破，或积蓄力量再战，那就意味着权的转移不能得到光荣的终结和转换。如果清朝仅仅因为力量的弱小而放弃权，不承认“理”只承认“力”，那么将来就有可能重新。《清帝逊位诏书》承认了古今之变的理，并参与其中，这样产生的现代国就具有了正当性和性。以后任何其他的，再搞帝制，意味着“理”已经输了，不再具有正当性。洪宪帝制、张勋都撑不了几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君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当事者可能无奈，但当事者对的转让，应当给予礼赞、同情和理解。
第二层，为未来中国的大一统社会的底定，和平地完成了转换，把传统的、王制的法统中包含的土地、疆域、人民以及人民对主权的忠诚，和平地转让给未来的人民国，完成了古今之变中实质内容的转变，完成了宝物的交接。假如没有《清帝逊位诏书》，这个帝国可能是分崩离析的，党人的逻辑既没有理，也没有力把这样一个总盘子兜住。正是因为《清帝逊位诏书》，各种、力量才大体安定下来。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的解体都是分崩离析的。满清帝国和平转让的方式，是很少有的。在这点上是光荣的。清朝建国之初，虽然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但是在转型的时候能以和平的方式主动转让权。作为后来人客观评价的话，清王朝临门一脚还是很光荣的。尤其是这个遗产在现在还有重大的生命力，中华乃至中华人民国所继受的领土、疆域，就是清王朝的遗产。
最近一二十年的新清史学派，认为清帝国是个内陆帝国，汉族地区只是其殖民地，如果辛亥搞成汉族建国的话，其他民族也可以，分离出去。《清帝逊位诏书》则将新清史派最根本的理据了。当时清具有性、正当性，代表清帝国的最高权，它把所有的东西转让给中华。法统流转之后的中国人民是有生命力的，追溯起来，《清帝逊位诏书》也是一种光荣，为文明传承、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具有性和正当性的扎实的依据。
当然，这不意味着《清帝逊位诏书》就是中华的主要支撑。党人、立宪派、绅士阶层的参与，以及清王室中最后的光荣逊位，多种力量共同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构建。这是总结和反思辛亥这段时期应该认真探讨的，而不是片面鼓吹激进主义的单一逻辑。
从学理上说，《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象征着建国与立宪建国的融合，可是建立后的乱象表明，并没有真正成为挡箭牌，这是否说明，如果不退场，出场也只是象征意义？
高全喜：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辛亥相对是较好的开局，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特别倒霉、差劲。在之后，并没有出现太大的社会动荡、涂炭。但是中华建国后，并没有建立起和平、秩序、繁荣、的制度框架。这是所有后发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可以说，除了英美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很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型。
对中国来说，首先是外部，辛亥之后，整个世界大潮流是社会主义、主义畅行。当时资本主义经过一战、大萧条的乱象，新兴的苏维埃及社会主义短暂的胜利和发展，使得社会主义的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界上属于主流。欧美的知识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向往苏联在经济上搞出的成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催生、扶植了国共两党在辛亥后开始历史舞台，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外部使得不断、人民被动员起来。为了意识形态、建立新天地而进行的、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争斗，都与国际形势有大的关系。
从内部来说，出场、退场的逻辑原本是必然的。具有积极价值和正当性，但制定出之后，就应该沉睡、退居幕后，社会应该在制度下进行建设。可是我们真正的、有权威的、为人民所认同的并没有制定出来，曹锟根本就是一具僵尸，不具有的权威和力量。《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本身不是，只是具有性质的文件。按照现代的逻辑，这两份文件为未来制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袁世凯在就任总统，议会就开始制定，假如袁世凯按照开国者的惯例正常组织制定并且，用一定的时间消化问题，可能慢慢地会正轨。但是袁世凯觉得《临时约法》就是为了其总统权，因此对建设一直设置障碍。
任何国家构建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党派利益、府院之争。这就需要成熟的家及其借助的力量及，但是，导致中国真正构建的力量，在辛亥前后还没有有效地生长起来。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北洋军阀、党人，都不具有像美国联邦党人那样真正的建国的、和能力，通过相互的斗争、组合，在历史的思辨过程中生长出来。当然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们在当时没有看到一种成熟的力量促生真正的。之后，至少到1924年建党改制之前，这种力量没有生长起来，导致、军事上变幻大王旗。的力量在于得到参与制宪者以及人民的认同，不被认同的只是一纸具文。这个机会没有产生出来，得到的就是的出现，国变成之争。
真正有效的没有出场，各种就以的名义出现了，为了利益、权谋、，上演了各种喜剧、悲剧和。的正当性只在旧制度时才存在，在旧制度解体之后，就不具有正当性了，应该制宪了。者应该退场，治理者应该出场。满清王朝已经亡了，在的正当性不存在的时候，“”这个词反而成了硬通货。反而成了口头禅。在不该大行其道的时候出场了。
高全喜：北洋军阀时期，的话语并不盛行。是法外，本应该在法律之内进行。用枪杆子维律，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问题。而且，运动护的是《临时约法》，但《临时约法》本身不足以建国，应该的是大家共同重制。二次开了这个头，1927年北伐之后，重述历史、法统，就是为了把辛亥之后十几年的历史全部，将建立的话语转变为靠枪杆子，其发源地、、符号就在南京。要把历史曾经发生的那一套故事抹去，打天下可以这样说，坐天下的时候不能这样说。这个智慧还不如清朝，他们还知道把洪承畴、吴三桂列入《贰臣传》。汉朝建立之后还会独尊儒术，不再者。
本来是对产生偏差之后的一种矫正，提供正当性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的表述就是一套，北洋军阀、执政者一直没弄好，对其的惩罚就是的体制。的体制，完全了立宪建国的趋势，把变成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敌友、。通过组党、建军、征伐，然后安定天下。建国密码完全与辛亥之后建国的指向不同。在这个意义上，1927年之后的中华与1911年至1927年之间的中华是有很大不同的。
既然《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份契约，而在1924年，溥仪最终被出宫，究竟哪一方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呢？
高全喜：这件事情上双方都有责任，但我看重的不是追溯责任的大小短长，而是这件事情了可能有一线生机的准君主立宪的机制。康梁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后来晚清新政失败，满清彻底不行了，这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需要的。我们日常的，只是平衡配置和人民的保障，只是低限度的，只是使大家能安稳过日子，不至于太坏。但是这个本身并不可欲。一套制度，背后应该隐含一种，使人在这方面能够有上、心灵上的安顿。这么大一个国家，上不知道应该寄托在哪里，大家会感到不满足。这个心灵的安顿不同于教，纯粹的教是私人的领域。
当然，对传统国家来说，君主立宪制是比较好的选择，一套制度使得不至于太坏，有所保障。在背后又有一个拟制出来的符号，就是作为人造物的君主。君主对于日常的国民来说，还是较为受到尊重的，也是富有联想的。如果他们自身又没有力量，就很可能成为民族的寄托。英国、日本都是如此。《清帝逊位诏书》的优待条款里留下了这个制度设置，就是在故宫、颐和园保留清帝的特殊待遇，但没什么。国家花钱养这么几个人，越来越虚化，成为一个文化、传统的象征。清帝虽然不是最好，但是可以拿来说事，虚化一些，理上也能说通。至于钱的问题是次要的，通过正常的程序可以增加或削减。至少在当时，不仅是遗老遗少、老百姓还是立宪派，起码是不反对的。
《清帝逊位诏书》曾经留下的可以做得高明些的安排，被洪宪帝制、张勋以及溥仪被出宫这几件事情了，因为经过多次反复，被看穿了，君主制留下了污点，再也不可能成为象征，承载文明的设置被彻底了。
具体到溥仪出宫这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清帝逊位之后，不能再了。张勋之时，郑孝胥等人有一套说辞，说法统移交给政体，但他们没有搞好，所以要恢复君主政体。虽然溥仪做得不对，但段祺瑞还是他的，没有追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在北洋时期没有造成太大的波澜。冯玉祥占领后，受到苏俄激进主义的影响，派部下鹿钟麟将溥仪逐出故宫。当时他们控制的议会变相废除了《清帝逊位诏书》。胡适当时就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律，是违宪的。
在上，国民没有理由废除《清帝逊位诏书》，即使要废除，也应该召开议会决定，才能去执行。现在是军人以枪炮把对方逼出去，在程序上也是契约的。上和程序上都是不对的。胡适虽然不主张保留清帝的和地位，但是他认为这个做法是违法的。除了他这样的派，当时大量的士绅与文化人都是的。因为参与张勋，溥仪虽然也不干净，但被出宫，违法的权重是比较大的。冯玉祥并不是追溯张勋时期溥仪的问题，而是另造了一套，隐含着不承认《清帝逊位诏书》的性。除此之外，杀伤力最大的，是属于国民军队的孙殿英派人把溥仪的祖坟刨了，而对此国民没有任何惩罚。
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也不会承认《清帝逊位诏书》。后来溥仪受日本人引诱，想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蒋介石派代表去游说，许诺说，如果溥仪不去东北，回到内地甚至出国，可以重新恢复优待条件。这就说明以前已经是废除了，现在这也是利益上的权宜之计。溥仪一口回绝，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上没有说清楚，蒋介石还是将交易作为游说手段，而不是认真看待《清帝逊位诏书》。承认逊位诏书，在法统的流传、的方面都有矛盾。北洋时期溥仪做得有点偏差，国民时期，蒋介石做得。当然，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也是了《清帝逊位诏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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