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身份冲突愈演愈烈，近期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本文作者认为，这根植于美国主义的僵局，也就是人文主义原则与最少受惠者优先原则之间的对抗。《论》作者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优先原则最终导致了各个身份团体竞相“比惨”，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最少受惠者，从而获得最大的关注和利益。
人文主义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整合了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身份认同开始崛起，与人文主义产生激烈冲突，后者被视作制度结构的掩护。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史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近期主张抛下人文主义原则，寻求更加深层次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身份，从而与身份认同达成最低共识。但本文作者认为，身份并不足以构筑社会团结的基础，放弃人文主义文化意味着主义缴械投降。
主义陷入了麻烦。他们终于回过神来，开始严肃对待左翼激进派和右翼发起的新浪潮对其意识形态的挑战，但也许为时已晚。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世界想象的控制力，却不知道为什么。
许多美国主义者害怕进步激进主义，尤其是身份认同问题，它曾在2016年中引发右翼的反弹，最终导致党的败选。这些主义者道，激进放弃了主义对多元与和谐的普遍，而将重点放在了以冲突为导向的报复性议程上。然而，他们忙着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激进，却毫不关心主义应当对当前危机负有何种责任。比如，现代主义哲学权威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要求我们将最少受惠者的利益（the least well-off，也可译为最不富裕人群）放在首位。这一主张将主义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人们争先恐后地“比惨”，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最少受惠者，从而获得最大的关注——直接导致了主义者反对的、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激进主义。然而，论意味着将挑战如下观念：主义具有抽象的哲学基础，而非依靠美国的传统、习俗和其他更深厚的基础——后者正是保守主义者一直以来的主张。一些主义者非但没有重新检讨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反而紧锣密鼓地谋划从激进手中夺回第一原则的解释权。他们道，这一原则最适用于关乎所有人的实践——身份，而不是部分人的特殊吁求。
许多人为主义的萎靡不振开出了药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论证之一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他的最新著作《曾经与未来的主义者》（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中，里拉用“主义碎裂”（the liberal crackup）描述美国的情况——左翼内部主义者与新的身份认同之间的。这一论点首先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后不久提出，里拉将当前主义的危机归因于身份认同的崛起导致忠诚的破碎，身份认同的特征是，意味着将和声望重新分配给被群体，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获得足够的补偿为止。
在里拉的论述中，身份认同的径已经失败了，因为它了左翼对共同身份的理解。不断聚焦种族、性和性别的身份认同，严重削弱了主义者言说集体语言的能力，也让他们无法参与霍布斯称之为“国家”（commonwealth）的现实——在1993年写给莎伦·劳埃德（Sharon Lloyd）的信中，罗尔斯推断霍布斯是第一个主义者。作为一名教授，里拉对他的学生感到沮丧，他们“对与自己的身份无关或不影响他们的议题漠不关心”，而“身份、社会团结和公共利益这些经典的主义观念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为了“重新抓住美国人的想象，成为的主导力量”，里拉认为，主义左翼“必须提供共同命运的图景，而这建立在任何背景的所有美国人都共有的东西之上。而这就是身份。”
然而，里拉试图超越身份认同，更高更牢固的身份原则，却并未提供一条前进的径，反而了主义的困窘之深。它表明，他所的，并不是意见分歧，而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一个主义的核心原则之间的僵局：文化上的人文主义（或称之为的艺术与科学遗产，包括与教的传统）和上投身于最受、处境最差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后者非但没有支持前一个原则，反而起一场反人文主义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这场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米歇尔·福柯等激进的影响下首次夺取了左翼的控制地位。这些思想家及其后继者认为，人文主义不过掩护了歧视的制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随着对这些的要求表示怀疑变得越来越难，人文主义者放弃了他们自己珍贵的文化权威，至和经济领域。在那里他们相信，一个大资本、大的折中方案，可以为他们与者之间的和谐提供基础——这一希望被一个事实所确证：2016年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同时向华尔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团体献殷勤；又被另一个事实所削弱：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之间激烈争论，希拉里是否扭曲了女权主义。这是具有充分的意义的。
当里拉说明的假定力量时，主义的僵局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反左倾要点，里拉重申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白人正面临黑人曾经历的连锁不公。“我不是一个黑人男性驾驶员，”他说，“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在身份认同的锋芒之下，里拉耐人寻味地于战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印度文学家和理论家斯皮瓦克在80年代提出一个后殖民理论概念，指少数群体根据共同的性别、文化或身份动员起来代表自己的手段，虽然这些团体之间可能存在强烈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他们有时会暂时“本质化”，并以简化的方式提出他们的团体认同，以实现某些平等或反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注）。
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断言不容置疑的，一个身份团体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外部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其经验，所以也就没有一个外部人士可以地裁定该团体的。但是，里拉想要说明的是，激进漏掉了一环。“如果我会受他经验的影响，”里拉说的是那个黑人驾驶员，“我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同的认同。”换而言之，即便一个外部人士无解一个团体身份的本质，愤愤不平的团体仍然需要寻找一些与他们的看客共同的基础，从而获得他们应有的。人文主义曾经，这一共同基础就是我们共享的人文主义，由几个世纪的艺术、历史、文学和教构成。但对里拉而言，那艘船已经远去。“身份，”他，“据我所知，是我们唯一共有的东西。”他也地认识到，身份并不是拥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们重建团结的最好基础，但现在却是唯一可能的基础。
事实上，里拉接受了自己的经验与那些“他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承认了重要的一点，即主义者必须与身份认同左翼激进之间展开极其痛苦的竞争，对于后者而言，教是满嘴空话，友爱只限于部落，甚至的人文主义最终也受到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构合流的。为了反驳身份认同对主义文化概念的，他共有的人文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他徒劳地摇晃身份的护身符。那么进一步地，可以在意识形态真空中断言，才是人类与其同类发生关系的唯一可能基础，然而这是错误的。
这种身份的构想采纳了反人文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武器，他们试图用的霍布斯主除人文主义的武装。对于霍布斯而言，国家的和平和团结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融合了与权威。他推论，如果将转移给人民，整个大厦将崩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令人的利维坦，让我们对我们之间琐碎的差别感到骄傲，那么公意将在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与解释的冲击下崩溃，最终导致内战乃至全面战争。里拉及类似的主义者认为，是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在这点上霍布斯是正确的；国家必须为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一个主流的解释，以便维系这个基础的统一，在这点上霍布斯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不仅可以通过身份的实践发挥主权的统一作用，国家的身份也可以驯服我们不同的身份骄傲。
然而，化利维坦的正是美国主义危机的根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的实践已经逐渐完善，人们把票投给更加广泛又更加个人维度的平等医疗和安全保障——同时扩大了福利国家和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但是，主义者为了参与国家扩张而裁减机构，为身份认同召回群体的狂怒大开方便之门，霍布斯认识到这是内在的。平等的健康和安全保障没能解决这样的一种主张：如果要避免社会不公，就应该把最少受惠者放在首位——不仅是和救济等物质和服务要素，还有关注、声誉和等社会和心理要素。如果的观念永远围绕着“谁是最少受惠者”这一问题，那么一个团体的财富就与它真实或想象的社会地位呈负相关。所以，各种自傲的互相冲突的解释开始了无休止的战争，者与优先权的概念只能成为话语和物质的力量。叠床架屋的派系比他们的不满增长得还快。正如霍布斯曾的，随着我们对共同人性的承认受到了，我们也被了所有的权威、自然哲学和真实友爱的基础。共同的团体会员资格并不足以维系国家。
因此，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试图超越霍布斯，来论证他们寻求复兴的身份。比如，在《人的状况》中，汉娜·阿伦特以英雄主义的形式提出了实践，这种勇气造就了友爱，因而也可能造就团结，而是它的最后一个实践场所。然而，阿伦特的英雄理论强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尖锐分歧，与美国文化不相容。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中所的，美国的始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小城镇，从那时起普通老百姓的认识就进入了美国，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当前共同的挑战，应该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放到一起。里拉这些主义者放弃了人文主义文化，而民族主义者抛下了他们，独自对抗身份认同左翼激进。
因此，无论处在主义光谱的哪个，这都是的一个悲剧性时刻。正如主义专栏作家戴蒙·林克（Damon Linker）最近说的：“不被的应该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搞清楚我们是谁。”这意味着要去搞清楚“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作为集体的，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从事一项共同事业，我们应该感谢彼此些什么”。然而，林克认为，主义共同体意味着，身份可能“不仅从强调个利和主张的次级身份中产生，更植根于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从团结中涌现”。事实上，这种假定的主义团结愿景地相似于交叉社会主义者（intersectional socialists，交叉意味着他们认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级、恐同症等的者拥有共同的事业，可以通过合作获益，人民的帝国和经济精英，注）提出的乌托邦，后者相信身份能和民族主义相兼容。他们相信，国家能够而且必须成功地裁决和协调所有处境不佳的团体的要求，无论是以种族、阶级、性别或者其他的形式提出。对于交叉社会主义而言，这很简单：身份说社会欠他们什么，就是什么；身份意味着落实他们所说的，这永远正确。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可以委派给正式批准的专家。
头脑的结论是，主义者认为它们能够安全地放弃人文主义文化，更高层次的，最终会被身份认同左翼及其交叉社会主义盟友所超越。并不能我们脱离身份认同，因为从来不会我们，虽然它也许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或缺。为了追求真正的共同观，人类需要更深层次的共同基础。然而，即便对于主义的敌对者——尤其是徒或的右翼人文主义者——也还没到的时候。今天深刻的危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会刺激出一些健康的或鼓舞的变化。但是，如果主义者崩溃或者枯萎，历史强有力地表明，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需要有另一个伟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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