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的种类五花八门，、官员、公司、司法、学术、教育，甚至足球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
所谓语言，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语言的典型形式是冠以美名，或冠以。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可以扣在任何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和私有财产的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在这方面，“”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他们把人性、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把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的派”；把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人的的称为“”；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对他们不满的运动说成是“”；把而死的人，说成是“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
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他们的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这个词并非我的，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和人士的秘密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和平就是战争；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主义人民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了，甚至这个词本身也已经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意味着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但最近几年，一些部门却把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商业的反政策称为“”，甚至是“进一步深化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语言严重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而不是和平等讨论。
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语言导致。人类的底线是诚实，语言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上更具挑战性。法院经常有“罪犯对所犯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法庭上证人出庭，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了他的思想的，从而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的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如此，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约束的。
现在的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语言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导致社会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对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官员席位”、“名人席位”、“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的程度与和出版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第三十五条，实行和出版，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我们的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由于及其常委会立法资源有限，立法的起草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并且还将继续主要依赖行政机关，导致立法机关的起草权在实际上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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